秦基伟被毛主席问的冷汗涔涔，出来就问武英：你跟毛主席说什么了

1951年年夏天，北京中南海的一间屋子里，刚从朝鲜战场赶回来的秦基伟和曾绍山并排坐着，脊背挺得笔直，手心里全是汗。 毛主席亲切的同他们谈话，从籍贯和家常开始聊起，可秦基伟、曾绍山却紧张的大气也不敢出 图|秦基伟 出那间屋子的时候，秦基伟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他找到第三兵团参谋长武英，开口就问了一句： “你是不是跟主席说了什么？” 武英一头雾水。秦基伟追着不放： “主席怎么知道下面有人议论过打法，怎么知道军长们心里憋着话？” 武英想了一会儿才记起来，战役开始之前，他确实在汇报材料里写过几行字，提到有些军长对打法有不同看法。 秦基伟听了武英的话，怔怔的站在原地，他仔细回忆了同毛主席的这次见面，喃喃自语了一句： “我和曾绍山，不打自招了！”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，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，发起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。 尽管志愿军当时后勤状况尚无大的改善，但在战役发起前期，志愿军还算是打得不错的，至5月21日，第二阶段战事结束，中朝人民军队经过连续作战，粮弹将尽，继续进攻已有困难，于是决定转移休整。 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李奇微等的就是这个节奏，他把志愿军“七天到九天攻势就会自动停下来”的规律摸得清清楚楚，他趁着志愿军转身北撤的档楚，一瞬间投入了机械化部队反扑。 图|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要图 猝不及防之下，志愿军在收到重大损失，特别是第60军180师被一道命令留在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期间，被敌人合围，整个师遭遇重大损失，突围而出的只有4000余人。 消息传回时，不光是志愿军司令部震动，就连远在北京的毛主席也都惊动了。 毕竟在朝鲜战争开始以来，我军还没有哪一支部队，是被敌人全建制的合围的。 据资料记载，也就是在第五次战役后不久，有封信递到了中南海，说180师失利，时任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的王近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并说他“右倾”。 对于这样的指责，毛主席当然不可能偏听偏信，于是命令还在朝鲜的王近山回国。 接到命令以后，王近山丝毫没有停留，只带着兵团部作战参谋武英马不停蹄的回国了。 这里要解释一下，很多文章提到这一点时，说武英是参谋长，这其实是不对的，根据资料记载，志愿军第三兵团参谋长是王蕴瑞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。 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是陈赓，但陈赓那时因病并未到职，因此兵团的指挥都在代司令员王近山身上。 走进中南海那间办公室时，毛主席正在抽烟，来回踱步。一看王近山走进来，笑着打了声招呼。 图|王近山 不过，王近山心里挂着事儿，毫无心情，毛主席要他谈一谈180师的情况，王近山只是硬着头皮讲了一两句，到最后索性站起来说： “180师受损失我负主要责任。” 讲到最后，王近山求助似的转向身边的人： “主席，汇报不到的地方，是不是请武英参谋补充一下”。 武英对这次汇报显然有着充足的准备，他跟毛主席讲战场本身变了。朝鲜的地形东西海岸线狭窄，大兵团展不开，美军炮火一覆盖，集结就是送死。敌人的“磁性战术”黏上来又退开，志愿军靠双腿追，美军靠车轮撤，追一天的路程人家一个小时就走完，转身反扑时一个小时又能咬住你走了一天的距离。 毛主席听完，说了一句让王近山心里翻腾的话： “王近山同志，这个参谋说得很有条理，在帮你辩护呢！” 主席随即追问： “60军的领导是不是也这样看？” 王近山承认下面有议论，认为指挥方面有失误。毛主席打断了他： “现在是调查研究，还不到做结论的时候，谁负什么责任，调查完就会明确的，有责任推不掉，无责任也扯不上。刚才听你们的汇报，看来志司、兵团、军、师各级均有不同的责任，而主要责任谁负，还得进一步调查。有人说是由于你的右倾造成180师的损失，看起来还不能马上做个这个结论，你要把汇报的情况拿出充分的证据来。” 武英提到自己在战役的两个阶段都记了日记，但是没有随身带着，毛主席要他把日记拿回来，于是武英连夜赶回朝鲜取来作战命令和敌情汇总。 在送日记的时候，毛主席特意问了武英一句： “你老实讲，你们王司令有没有右倾情绪？” 武英老实的回答： “没有！” 根据武英的阵中日记，毛主席决定把三兵团各军的军长都叫来，仔细询问一遍。 家长里短，循循善诱 第一个接到通知的是60军军长韦杰，据说在离开朝鲜之前，军中不少人都问他要去哪儿，韦杰只说史去开会，别的一句也没有。 当时韦杰的心里压力也很大，毕竟180师的事儿，他很难说没有责任。 图|韦杰 到了北京以后，韦杰先去北京饭店见了王近山，一推门他就问： “王副司令员，主席召见，有何指示？先告知一二，我也好有所准备。” 王近山只是告诉他： “主席有何指示精神，我亦不知。为调查180师情况，主席要单独召见你们几位军长，逐一询问，老韦，你须据实以告……” 韦杰后来又问武英，问毛主席在接见王近山时有没有生气，武英据实以告： “主席很不高兴，说必须分清各级责任。” 第二天，韦杰赶往中南海见毛主席，谈话从深夜十